柳宗元
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
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
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
一，《漁翁》一詩之美學奇趣
蘇軾稱贊柳宗元《漁翁》一詩頗有奇趣，下面我就來分析一下此詩到底奇在何處。此詩之奇，主要奇在「曉汲清湘燃楚竹」和「欸乃一聲山水綠」兩句詩。
曉汲清湘燃楚竹
漁翁頭一天晚上將漁船停靠在西巖下歇宿，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就起來汲取了湘江中的水來煮飯，而燒火的燃料則是俯首拾得之枯竹。然而當詩人采用「清湘」和「楚竹」來敘述此一再平凡不過的生活場景時，卻給讀者造成了奇妙的審美錯覺。讀者在讀到這句詩時，腦子裏想浮現出的並非是漁翁用幹枯的竹子煮鐵鍋裏的水這樣煙熏火燎的場景，而是寬闊碧綠清澈的湘江和兩岸彌望的青青翠竹。這是一副多麽美麗的青綠山水圖畫！漁人生活勞作於如此美麗的自然景物之中，是多麽神清氣爽，自在逍遙和富有詩意啊！
第一聯詩在聲韻上也頗為清亮流美，予人自在愉悅之感。不僅句末的兩個字「宿」和「竹」押韻，兩句詩四三節奏中的第四字「傍」和「湘」也構成了押韻，上下兩句中的「西」字和「汲」字，「巖」字和「燃」字又構成了押韻；而不僅「清湘」兩字的讀音是高亮的陰平調，予人清爽之感，甚至連偏旁都是三點水，再加上前面「汲」字的偏旁也是三點水，簡直在文字的直覺上就予人水波蕩漾之感，並且「楚竹」又是疊韻，如此豐富精巧的韻律講求，再加上「傍」、「汲」和「燃」三個時間序列中動詞的運用，不僅誦讀起來感覺一氣流走，富有韻律和節奏感，心情也似乎因此而輕松自在起來了，此種聲韻和心情之配合可謂天衣無縫，妙到毫巔。
欸乃一聲山水綠
而「欸乃一聲山水綠」又奇在何處呢！與同樣寫於流放永州時期，也是寫漁翁的《江雪》一詩不同，《江雪》一詩中之孤絕意境很大程度上是詩人自身孤獨絕望死寂內在感受之外化，我們甚至可以說此孤舟中之垂釣者即是詩人柳宗元自身。而在此詩當中，卻無法將詩人和漁翁合一，詩人僅充當了一個觀察者和羨慕者的角色，因此所謂「煙銷日出不見人」，就是指寄情山水之詩人，這個漁人生活的旁觀者於「煙消日出」之後，卻發現漁翁不在「西巖」這個生火做飯的地方了，正疑惑中，忽然聽到「欸乃」的劃槳聲和漁歌聲，於是詩人投向西巖之視線被「欸乃」之響亮聲音引向了歌聲傳來方向之寬闊大江和兩岸青山，此時山青水秀之景乃因日出煙銷而顯現。
此處的「欸乃」之聲僅起到了將詩人自出神之中喚醒和轉移視線的作用，而並非「山水綠」之原因，但由於「欸乃」和「山水綠」分別作用於聽覺和視覺感官時有一種時間上之連續性，詩人又如實地按照這種時間先後順序將其在一句詩中呈現出來，這就給讀者造成了一種錯覺，似乎「山水」之「綠」是被「欸乃一聲」所呼喚出來的，山水本來不綠，僅僅因為「欸乃」一聲才突然變綠了，於是平平無奇的劃槳之聲居然因此而具有了如上帝話語一般的創世力量。而此種「創世」之力某種意義上也是詩歌創造美妙詩境之神奇力量的一個絕妙隱喻！用李賀《高軒過》中的一句詩來說就是「筆補造化天無功。」
兩個連續發生的事件之間並沒有因果必然性，僅僅因為時間上的先後關系才在人的心理上造成了因果關系之錯覺。因果律並不存在於客觀世界之中，而是人類理性之主觀建構，因而並沒有普遍必然之真理性。這是英國哲學家休謨瓦解因果律之經驗主義，「欸乃一聲山水綠」這句詩給讀者造成的心理感受效果不啻是此哲學觀念之一註腳。如果休謨能讀到柳宗元這句詩，可能會驚喜不已。
這兩句詩在用韻上亦有特點，「煙」「見」和「山」之間構成押韻，「不」「出」和「綠」之間也構成押韻，且貫通於上兩句詩之相同韻腳，而「欸乃」則是疊韻，「山水」又是雙聲詞，此種聲音效果，詩人或是在本能直感和自覺追求之下合力達成。最後提一下，「綠」字此處須讀成「路」方能押韻，如果用保留了較多古音的四川方言誦讀，這個問題就不存在了。
二，漁翁意象之生存論解讀
「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古今多少事，魚唱起山更。」，「白發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在歷代中國文人的筆下，漁翁成了親近山水自然，淡泊名利，逍遙自在之隱逸超脫的象征，於是漁人不再是為了生存而「出沒風波裏」的辛勤勞作之真實存在，他們被詩化和生存論化了。
問題是，深陷官場風波和名利糾結中的詩人們為何不是在農人，而是在漁樵，尤其是漁翁身上寄托超然世外的解脫自由理想呢！這就涉及到自由如何可能的問題了。自由之前提是基本物質需求的滿足。物質需求最好沒有，如果有，那也是需求越簡單越好，解決基本物質需求所花精力越少越好。
在生產力低下，物質不是那麽充足的前現代社會，如果是靠自己的勞動自給自足，即使是基本的物質需求，也是需要辛勤勞作才能解決的。在農人身上無法寄托自由理想，做一個相對獨立的自耕農，至少需要一塊地為謀生之資，一棟房子作為托身之所，還需要辛勤的翻地，播種，澆水和施肥，最後才是收獲。既須有土地房屋的財產積累，還需要如此辛勤的勞作，那就很難逍遙自在了。此陶淵明之不可學！
湖澤，江河和山林不像土地一般需要購買和租借，它不為任何人所擁有，又為所有人所擁有。與耕作的農人相反，漁人和樵夫只須收獲，毋須耕耘，所以不會那麽辛苦。但是比較起來，漁樵之間還是有差別的。首先，入山砍柴背柴比釣魚打魚需要更多的體力，更為辛苦；其次柴火無法作為食物，隱士要生存，要麽仍須打獵種地，要麽就須將柴火擔到市場上去賣，以換回食物，這種對商業交換的依賴就不那麽自足和自由了。
相反，漁人不僅毋須擁有土地，也可以不擁有房屋，他以舟為家，任意飄蕩，昨宿西巖，今傍東山。他可以把吃不完的魚拿到市場上去售賣換取糧食，也可以幹脆以魚為食。而撒網打魚尤其釣魚不僅比農人種地輕松，也比樵夫砍柴省力。
與農人在平原和丘陵地帶的耕作相比，漁樵勞作生存的環境是山水，而山水不僅比平原丘陵地帶更美麗，也比被充分人化的田疇更自然，因此漁樵之被詩化和生存論化為自由詩意的象征也就可以理解了。又由於以上因素，漁翁樵夫的競爭中，漁翁最終勝出而成為了文人自由逍遙，出世超然理想之生存論象征意象。
這是就漁翁意象之普遍象征意義而言，考慮到柳宗元此時所在的永州為古楚國管轄之地，以及柳宗元被流放的處境，再加上《楚辭•漁父》中屈原和漁父之間的生存哲學之對話，那麽經由此詩開篇之「漁翁」一詞把柳宗元和屈原勾連起來以探討詩人此時執著和逍遙，入世和出世的內心沖突就是必須的了。
三，屈原和湘妃之意象文化勾連
屈原，漁翁和柳宗元
柳宗元的貶所永州是古楚國所在地，而楚地是三閭大夫忠而被謗後的放逐之地，因此詩人很難不聯想到屈原並與之在人格氣質和命運上產生強烈的共鳴。的確，屈柳二人有很多共同之處，他們的性格皆熱烈執著，忠奸，正邪，清濁，君子小人的分辨意識非常強烈。用韓愈的說法就是「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從政治智慧的角度來看，這種性格過於棱角分明，嫉惡太過，鋒芒太露，當然是缺點。
柳宗元用世之心切，企圖通過變法拯救衰落的大唐帝國，而屈原則忠於並企圖挽救面臨亡國危機的楚國。如果一個人過於深情執著，滿腔熱血和理想主義，遭遇毀滅性打擊之後的絕望之感也就分外強烈。而要擺脫內心無法承受的痛苦，就需要放下熱切的用世之心和清濁善惡的二元對立，他的心靈才能夠得到解脫。
於是《楚辭•漁父》中屈原和漁父的對話，自然也會發生在柳宗元的內心。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不管在屈原投水自殺之前是否真實發生過他和漁父這場如何與濁世相處的對話，這個文本都很有典範意義的。後之文人如果不是與世界之黑暗汙濁完全同流合汙，就必須要在價值觀上作出選擇，你是如屈原一般執著於清潔人格而陷入走投無路的困頓而赴死呢，還是放下善惡二元對立的執著而如漁父一般無可無不可，超然物外，隨緣自適呢！
二者之間選擇何者，屈原沒有絲毫猶豫，所以他自殺了。但後來者陷入如屈原一般的困境之後，卻未必都能如屈原一般決絕。柳宗元雖沒有劉禹錫那般豁達，也陷入了《江雪》中所顯示的萬念俱灰之絕望孤獨心境，但只要是不立即決心自盡，他還是希望擺脫如此尖銳的內心沖突走出如此絕望灰暗的內心煉獄的。於是他寄情山水，乃至於對漁翁所象征之隨緣任運，淡泊名利，超然物外之存在方式產生羨慕之意就是可以理解的了。這應該是詩人寫《漁翁》一詩的關鍵心理動因，寫此詩也表明了詩人在絕望痛苦心境中在屈原漁父之對立兩端中向漁父一端之靠近，正是此種向生存論意義的漁父意象靠近的心靈自救之舉挽救了柳宗元，使得他沒有步屈原後塵而自投湘水。
「無心雲」，詩人擺脫心靈痛苦之掙紮
這首詩中的漁翁夜傍西巖而宿，曉汲清湘燃楚竹，是隨緣自適，自由自在地生活於美麗山水之中，觀照和書寫漁翁的詩人也似乎於山水自然中消泯了內心的痛苦和哀怨。然而真的如此嗎？不僅「漁翁」意象和「楚竹」中「楚」字都勾連著屈原之命運和哀怨，且「清湘」和「楚竹」作為文化語碼亦讓人聯想到湘妃之悲傷哀怨。從而在此詩在語詞意象上就滲透著芳馨悱惻之憂傷。清麗之境本身亦自帶憂傷情調，這與陶淵明詩中物我兩忘的「真淳」之境是不一樣的。而「清湘」「楚竹」之「清」境無疑是柳宗元清潔人格之外化，雖不是如小石潭一般讓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也依然是「其境過清，不可久居」。
蘇東坡認為「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兩句「雖刪掉亦可。」蘇軾畢竟是蘇軾，隨口一句話，遂致後之學者詩人千年聚訟紛紜。蘇軾認為此詩有奇趣，按照我上文的分析，此詩之奇趣主要體現在「曉汲清湘燃楚竹」和「欸乃一聲山水綠。」兩句詩中，而最後兩句則沒有奇趣，所以是可有可無的。自為詩為文之原則而論，可有可無之句自當刪除。而且刪除之後，詩歌終結於「欸乃一聲山水綠」之清麗意境，如王維之「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般余韻悠長，不落言詮，一切盡在不言中，這是多麽美妙啊！
然而，東坡先生似乎忘記了，寫詩之根本目的不是為了追求奇趣，而表達和抒發詩人心靈的內在感受。就此意義而言，最後兩句絕不可刪。為什麽呢？因為詩人寄情山水也好，觀照漁翁之存在方式也好，皆是為了擺脫內心遭受政治打擊後深重的內心痛苦和絕望，此種絕望痛苦因詩人清高自許之人格和執著之性情而極度深重和難以擺脫，也就是說，詩人過於「有心」，此「有心」乃為痛苦之根源，因而對自然清麗山水和漁人生活之羨慕觀照尚不足以泯化物我，消除痛苦哀怨，於是當漁人蕩舟向中流之際，詩人乃縱身一躍，飛身漁舟之中而與漁人合二為一，反身回看，但見巖上白雲「無心」相逐。然而「白雲相逐」本無所謂有心無心，現實中的漁人亦無所謂有心無心，有心的只不過是詩人自己。眾所周知，「白雲無心雲相逐」這句詩脫化自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之「雲無心以出岫」，然陶詩此句詩中之「無心」乃陶淵明乍歸田園後復歸本真，欣喜自得心境之外化，而此處白雲之「無心」，則是柳宗元在意識層面上對自身之勉力告誡：你當如巖上白雲一般無心，如江上漁人一般自在。刻意強調的背後正見詩人「有心」程度之深，而反身觀看之有意識動作使得「我」與「白雲」所象征之自然仍處在主客對立之中，詩人與自然未能冥合，內心之沖突亦未能徹底消除。如果把這最後兩句刪了，我們就會產生詩人已經如漁人一般在山水自然中得到解脫之錯覺。
故此，蘇軾對此詩的欣賞停留在「奇趣」層次，就猶然皮相。那麽為何東坡這樣的大師也沒能讀懂這首詩呢！這就跟蘇軾曠達隨緣的性情有關了。當被貶黃州之初，他亦難免心情郁悶，內心仿徨，夜不能眠，所謂「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等等即是此種心境之表現。然而蘇軾畢竟是蘇軾，他迅速調整了心態，尤其是在《前赤壁賦》一文中打通本體現象，得窺真空妙有之境後，我們甚至可以說蘇軾已經開悟了。因此能夠做到「心安即是吾鄉」的他在面對貶謫處境時就沒有柳宗元那麽強烈的痛苦哀怨和糾結掙紮，於是對寫《漁翁》一詩中所體現的詩人內心擺脫痛苦的努力之極其復雜幽隱之心理狀態也就缺乏洞燭幽微之深入細致體察，所以才會隨口說出最後兩句「雖刪之亦可」這樣有欠考量的輕率之言。後世人雲亦雲附和此論之詩人學者，就更等而下之，不足以論詩了。（範美忠賞析）